文物里的中药材
编者按：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，而历史文物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。习近平总书记在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》中指出：“文物承载灿烂文明，传承历史文化，维系民族精神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。”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为将中医药科普与文物相结合，推出《文物里的中药材》系列文章，为您讲述文物背后异彩纷呈的中药材小故事，揭示中医药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上千姿百态的角色。 住在湿热的南方，皮肤出点问题总是难免的，比如湿疹、皮炎、痱子，越挠越痒，这时候就会想到几元钱一瓶的炉甘石洗剂，快速止痒，令人安心。
能够“去翳退赤，收湿敛疮；治目赤翳障，烂弦风眼，溃疡不敛，皮肤湿疮”，既被制成洗剂，还被制成眼膏的炉甘石，它到底什么样？炉甘石洗剂用的是炮制后的的细粉，显然不是炉甘石的真面目。炉甘石矿物名为菱铁矿，成分为碳酸锌，矿石为不规则块状，有很多小孔，打碎以后断面也是海绵一样多孔的，所以它有一个别名“浮水甘石”。
明白了炉甘石的样子，疑惑却更多了：炉甘石看起来也不像被烧过的样子，它和“炉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这样解释炉甘石的名字由来：“炉火所重，其味甘，故名。”其实，这里的“炉”是炼丹炉。不论东西方，近代以前矿物药的发现与应用、新化合物的合成，往往与炼丹术或炼金术有关系，炉甘石正是一种被炼丹家首先使用的矿物质。五代炼丹家发现，炉甘石能“点铜成金”，将它和红铜一起在坩埚等容器加热，就能形成金灿灿的黄铜（铜锌合金），其方法首先记载于五代的《日华子点庚法》。黄铜有接近黄金的色泽，又不易生锈，在古人看来这与炼出黄金相去不远。因此炉甘石也被炼丹家所重，认为它“受黄金、白银之气熏陶，三十年方能结成”， 更盛赞炉甘石“点化为神药绝妙，九天三清俱尊之曰炉先生，非小药也”。 不过，在没有炉甘石炼黄铜技术之前，人们是如何得到黄铜的呢？事实上，天然黄铜是存在的，它的名称是“鍮石”，“鍮”是西域语言的音译词，最早于南朝被中国人记载。
隋唐时期鍮石仍是很贵重的，唐《通典》中规定，五品官用黄金装饰的腰带，六、七品官用银带，八、九品官用的就是鍮石带，可谓“下金银一等”。古代炼丹家非常重视鍮石，将其列为“药金”之一。然而中国很少有鍮石出产，而在西域较多（玄奘在梵衍那国（今阿富汗）见到了“高百余尺”的鍮石释迦佛立像）。因此唐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口鍮石，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《太清丹经要诀》两次提到了“波斯鍮”，就是实证。
7-8世纪的克什米尔造像常用鍮石作为原材料。自：大都会博物馆网站
宋初西夏崛起，鍮石进口受阻。尽管同一时期，炼丹家已经掌握了用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，但是由于宋代采矿水平低，加上铜钱大量外流，朝廷一直维持着“禁铜令”，严禁民间私铸、私卖铜器，民间更无法自行冶铸黄铜。宋真宗时，神骑卒赵荣上报朝廷，自己能“以药点铜为鍮石”，皇帝不但没有因为破解了“卡脖子”难题而欣喜，反而当场驳斥：“民间无铜，皆镕钱为之，此术甚亡谓也！”下令禁止用炉甘石炼制黄铜。在严格的“禁铜令”下，终宋一代，黄铜文物相当稀少，因为炉甘石的应用没有机会拓展，它的药用价值也尚未得到研究。宋朝的“禁铜令”对同时代的西夏和辽并无影响，辽仍然在冶铸黄铜器。图为沈阳新民辽滨塔地宫出土的黄铜熏炉，自：文物天地月刊
到了明代，在不缺少原料的前提下，黄铜冶炼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明初宣德年间，宫廷用黄铜铸造了一批香炉，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大批量黄铜冶铸实践，成品就是著名的“宣德炉”。炉甘石从炼丹家的秘药，变成重要的工业原料的同时，祖国医学也开始探索它的药用价值。铸造“宣德炉”数十年后，我国医家于弘治十六年（1503年）的《本草品汇精要》中首次记录了炉甘石的药用功效：“主风热赤眼,或痒或痛,渐生翳膜,及治下部湿疮,调敷。”其功能、主治，与今天相差无几。随着工匠持续提升黄铜冶铸水平，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，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黄铜铸币——嘉靖通宝诞生了，此后的几百年，我国一直选用黄铜作为官方铸币材料。明代工匠还在世界范围首次从炉甘石中提炼出锌，记载于《天工开物》：“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,冷定毁罐取出。每十耗去其二,即倭铅也。”这里的“倭铅”指的就是成块的金属锌。伴随着黄铜不再依赖进口、价格不再高昂，炉甘石也走下炼丹“神坛”，从工业原料演变成为家家户户的良药，这真是古人用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好例子。
